在四川省邛崃市天台山镇高兴村的苍翠山峦间，静静矗立着一座肃穆的建筑——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。馆内200多件展品、19座红军标语石碑，以及散落山林的红军战斗遗址等，共同构成一部厚重的史书，记录着红军、邛崃地下党、上川南抗捐军、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英勇奋斗的革命历程，以及红军与邛崃山区群众的鱼水深情。
血战百丈关
走进纪念馆，一组激战雕塑立于正中：红军战士勠力向前，手中钢枪仿佛刚刚吐过火舌，正在等待下一轮射击……1935年9月下旬，红四方面军自阿坝等地南下，在连下宝兴、天全、芦山等县城后，决定向名山、邛崃进击。11月6日，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的红军兵分三路，从芦山、雅安方向翻越南宝山、镇西山、五家口进入邛崃。
入邛后，红军形成东下川西平原，直捣成都的战略态势。蒋介石和川军首领刘湘唯恐川西有失，成都不保，急忙将“剿匪”总部行营移至邛崃。蒋介石命令其嫡系薛岳部，督促刘湘与四川各路军阀共调集80余团、20余万兵力，企图在名山至邛崃一带阻击红军。一场决战，在百丈关一线拉开。
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隘口，三山环抱，地势险要，自古有“获百丈者，得成都无疑”之说。
1935年11月13日，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15个团的兵力，进攻朱家场、太和场，敌军节节败退。一番激烈战斗后，红军于14日占领了朱家场、太和场等地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，并继续推进，最终于16日攻占百丈关，并打退敌军6个旅的反扑。此后，又拿下了黑竹关、治安场、王店子等地。
战局震动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集团。19日，刘湘集中十几个旅，在飞机、大炮掩护下，从东、南、北三面疯狂反扑。刘湘严令凡是作战不力者，一律就地正法。敌军的增援使战斗进入白热化，红军打得异常艰难。
徐向前在《历史的回顾》中记述：“战斗一打响，敌人即集中强大炮火，向我阵地猛烈轰击。成批敌机盘旋上空，疯狂施行轰炸。整营整团的敌军，轮番向我阵地猛攻。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，处处是战火硝烟、刀光剑影……百丈附近的水田、山丘、深沟，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，杀声震野，尸骨错列，血流满地。”
红军将士忍受着极度的疲劳、寒冷与饥饿，在山谷、烂田和松林中，与装备和兵力均占优势的敌人展开拉锯战。子弹打光了，就用白刃与敌人肉搏；手臂负伤，就用牙咬开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据红军88师政委郑维山回忆：师指挥部跟前一个班，打到只剩下三个人了，但这三个人却像钉子钉在那片树林里似的，扼守着阵地。敌人冲上来，他们从三个方面投出手榴弹，趁着爆炸的浓烟，呼叫着分头冲下去，把敌人杀退，三个人又从容地回到原处。战士们就是这样以一当百地和敌人厮杀。
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苦战，红四方面军虽毙伤敌军约1.5万人，但自身伤亡也近万人。11月下旬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撤出战斗，全线转移至北起九顶山，南经天台山、五家口至名山西北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。至此，百丈关大战结束。这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规模最大、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。
硝烟散尽，记忆未远。当地老人回忆，幼时在山上常能拾到生锈的弹壳、破损的军用水壶。“大人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红军的遗物，要好好珍惜。”这种口耳相传的记忆，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，让红色基因在这片热土生根、传承。
一根扁担的诺言
在纪念馆陈列柜里，横卧着一根扁担。它通体漆黑泛黄，约1.5米长，两头窄，中间宽，最宽处约5厘米，被擦拭得干干净净，绑着红绸。在从前一段漫长的时间里，它是高兴村张崇荣家的传家宝。
1935年11月，红军进驻高兴村。让当地百姓吃惊的是，这支部队尽管衣衫褴褛，却对百姓秋毫无犯，没有人强行进入百姓家中，而是住在屋檐下、河滩边和破庙里，喝一碗凉水、要两个鸡蛋都坚持付钱，根本不是国民党宣传的“杀人放火”“无恶不作”。时值寒冬，红军条件艰苦，药品匮乏，许多战士因水土不服，备受病痛折磨。张崇荣是当地的老中医，因一生行医，在高何镇一带颇有名望。眼见红军伤病者众多，又感念红军严明的作风和对百姓的照顾，他决心帮红军医治。
“红军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，跟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那么多伤病员，怎么可能不去管不去救？”张崇荣的儿子张德成晚年回忆，战士们头戴八角帽，衣衫单薄，装备简陋，寒冬里仍是短衫草鞋……
尽管随时可能被敌人察觉，张崇荣仍每日与儿子翻山采药，回家后连夜熬成药汤，趁天亮前悄悄送往红军驻地。就这样，张崇荣一家先后救治了百余名红军战士，却坚决分文不收。
1936年2月，红军战略转移北上离开时，因无贵重之物酬谢张崇荣一家的恩情，一名指战员将一根随军转战的扁担交到张崇荣手中，郑重承诺：“您的大恩，我们现在无力报答。请收好这根扁担！等我们胜利归来，一定回到这里，把它‘兑换’成钱。若是我们没能回来，等革命成功后，拿着它到政府去，也能给您换成药费。”
这一别，张崇荣再也没有等到当年的红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崇荣一家未曾想过拿扁担去换钱，而是将它作为传家宝，一代又一代传了下去。
2005年，张崇荣的孙子张永志去世前，将扁担捐赠给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。他说，要让更多人看到这根见证红军承诺的扁担，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。
鱼水情深播火种
“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处处工农来欢迎”“十里高山十里坪，红军来了不受贫，会种田的有田种，会耕地的有地耕”……岁月流转，这些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歌谣，至今仍在邛崃山区的田埂山梁间传唱。
红军进入邛崃后，利用战斗间隙，派出宣传队，在要道、桥梁、山岩、石壁，以及街面、村寨墙壁上，刷写与錾刻标语，张贴油印传单与革命口号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、红军的宗旨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，提倡妇女解放、抗日救国等内容。
“穷人自动参加红军分好田好地”“只有抗日反蒋才能救中国”等标语口号，简单明了且冲击力强。当时红军还把写有标语的木板、竹片投入河中，让其顺水漂入国民党统治区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被群众亲切地称为“水电报”。
在红军宣传发动下，当地群众被迅速组织起来。邛崃境内先后建立起2个区苏维埃政府、9个乡苏维埃政府和22个村苏维埃政权，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少年先锋队、儿童团、妇女委员会等组织，轰轰烈烈地展开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。在三角堰乡，分田的竹签上写着“王全清分得李满明门外大田4亩”“王兴让分得大鱼塘田2亩5分”等标识，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。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，当地群众与红军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。
当红军提出“扩红”口号时，出现了父送子、妻送夫、父子同报名、姐弟齐参军等动人场面。王瓦匠一家将4个儿子都送去参加红军；李画匠父子2人一同报名参军；李漆匠送3个孙子入伍……到1936年2月红军转移时，随军北上的邛崃籍人员超千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能查到姓名、住址的就有963人。在他们当中，既有各级苏维埃干部和群众武装的成员，也有前期参加过武装抗捐斗争的队员，而更多的是当地群众。
“红军是自己的军队，是为贫苦百姓办事的队伍，我们儿童团很多人参加了红军。”1996年，在成都市邛崃革命根据地批准命名大会上，原靖口乡苏维埃政府儿童团团长高成功已是满头白发，话音却依旧铿锵。红军在邛崃的革命实践，是一场直抵人心的思想启蒙与政治锻造。岩壁上的标语、河道中漂流的“水电报”、分田竹签上的姓名，把党的主张化作群众听得懂、记得住、愿跟随的语言与行动。正是这份从心坎里生长出来的认同，为革命胜利筑起了最坚实的思想根基。
如今，由当地群众创作的《十送红军》《红星照高兴》等红色情景剧，已在邛崃、大邑、蒲江等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多次演出。红色精神从峥嵘岁月诞生，也一直滋养着今天的人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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